摘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的。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内容丰厚，见解深入。经过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停止讨论，熟习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脉络，对其思想停止客观的评价，无疑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开展脉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是一幅复杂斑驳的图景：内乱不时，外患频仍，专制横行，列强凌侮。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梁启超作为一名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努力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理论的研讨。本文在汲取前人研讨成果的根底上，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脉络停止梳理，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无疑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呈现于15世纪的德国，近代以后才开端被人们普遍应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呈现过两种民族主义。即“以反对民族压榨为内容和以反对封建压榨为内客。前者以树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度为目的，用反对民族压榨为思想旗帜，推进了一系列的反动运动。后者以树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度为目的，用反对封建压榨为思想旗帜，推进了一系列反动运动”。①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属于后者。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梁启超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即有‘我是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他在《国度思想变化异同论》中明白写道：“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期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泼之舞台也。”“民族主义之兴旺之既极，其所以求促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行也”。今“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抗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②
　　可见，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在国度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状况下，为挽救社会危机而催生的。梁启超主张经过疾速培育起中国固有的民族主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来抵抗西方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他所论述的民族主义概念，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指的是由民族认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实和贡献，其最终诉求的是树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度。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深入独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史上无疑起到了其别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脉络
　　在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受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民族主义学说的启迪及日本民族主义运动宏大推进力所构成的强劲动力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阅历了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从“天下大同主义”到“民族国度主义”的演进过程。
　　（一）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中心建构本人的历史观。梁启超以为，民族即指有共同言语地域及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同一种族的人血缘相同、言语相同、宗教相同、风俗相同。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这样阐述“种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在封建时期，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异邦，或同邦而异族，“胡汉吴越，杂处无猜”。但到了封建的末世，“民求自立而先自团，于是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本吸集，异族则相反拨，苟为他族所钳制压制者，虽肝脑涂地，以图恢复，亦所不辞，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异民族而别离于奥天时，皆其最著者也”。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从西方民族主义学说中接触过“民族的国度”的观念，“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作，日渐兴旺，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立一民族主义之国度而已”。梁启超倡导树立的民族国度指的是单一的汉民族主义国度。在他此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国度的构建只能是单一型的汉民族，而不包括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以至是排挤其他少数民族的。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逐步承受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学说，其民族主义思想开端发作转变，从“种族民族主义”转向“合族民族主义”。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解释道，所谓“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为进一步阐明“合族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梁启超强调：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昌盛的时期，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气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气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御“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民族独立，也就必需汇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气，包括满人的力气，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抛弃之”。很显然，此时梁启超关于“合族民族主义”的思想主张，曾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具有现代多民族国度的观念。
　　（二）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度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讨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局部时间里，能够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度’的过程。”③甲午战败后，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逐步展开。由于变法严重损伤了顽固权力的切身利益，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就被西太后发起政变所扼杀，梁启超不得不逃亡海外。
　　随着对西方民族主义学说日益普遍的接触，梁启超开端逐步背叛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万国并立”的观念开端在他脑中萌芽。在日本，梁启超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度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宏大潜力。在对中日的历史及现状停止研讨比拟后，梁启超逐步认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并不能处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只要将“天下”与“中国”别离、“国度”与“朝廷”异位，确立民族国度思想，使国度成为国人为之斗争的独一目的，才是处理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④在此，梁启超剖析了中国人不知爱国的缘由所在：由于“天下王朝主义”招致“国度”与“天下”一体，人们只晓得有“天下”，而不晓得有“国度”。
　　20世纪初，梁启超曾经承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开端“鼓吹放弃个人权益，以国度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倡导‘民族国度主义’，以为中国急需的是树立一个稳固的现代化国度，‘而自在对等值其次耳’”。⑤比照之前梁启超对民族建国的见地，我们能够发现，他转变了以前以为民族建国就是树立单一民族国度的思想，承受了伯伦知理的“合族民族主义”理论，认同树立多民族的国度不只是可能的，而且“其利也不少”。由于“世界文化每由诸种民族相互教诲相互引进而成，一国之政务亦常常因他族之补助而愈良”。
　　梁启超宣称：国度要想完成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指出，依据伯伦知理关于民族的定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倡导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关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关于国外之诸族是也”。逃亡海外的阅历，使梁启超深切地领会到近代国度与国度之间的竞争，实践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中国要想完成富强，必需团结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力气，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倡导大民族主义，树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度，进步国民素质。至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已从“天下王朝主义”嬗变到“民族国度主义”，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趋于完善。

  三、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的催生下产生的。基于此，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深受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救亡图存颜色。刚开端时他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盲目认识，重塑民族发奋图强的肉体；维新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903年承受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思想后，梁启超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发作了新的变化，从“种族民族主义”、“天下王朝主义”转而倡导经过树立多民族现代国度、进步国民素质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
　　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开展脉络，实践上它曾经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根本问题：一是民族国度认识的觉悟，以及树立民族国度；二是国民认识的觉悟，梁启超称之为“国度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一直努力于民族主义理论和理论研讨的出色代表，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开展史上的位置及其影响无可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反动第一大功臣，其功在改造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⑦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局部，对其停止客观讨论无疑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回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进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彭树智.亚洲民族主义思潮.载《人文杂志》1988，（2）.
　　②梁启超.国度思想变化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影印版）：19-22.
　　③［美］列文森著，郑大华等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270.
　　⑤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调查.求索.2001，（5）.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77—81.
　　⑦胡适.藏辉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112.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M］.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中局，2005.
　　［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1627.
　　［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C］.2010.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5］郑大华，任著译.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徐立望.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调查.求索.2001，（5）.
　　［7］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开展及其他［J］.史学月刊，2006.6.
　　［8］金冲及.辛亥反动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讨.2001，（5）.
　　［9］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讨.1995，（5）.
　　［10］皮明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战略与管理.1994，（3）.
　　［11］焦润明.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96，（4）.
　　［12］胡适.个人自在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