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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乔厂长走了
现实中的乔厂长走了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日期:2012-1-27 16:39:36 ★★★
说来话长。我在1957年春夏之交，完成了这部作品，当时因为风云突变，被出版社退稿。“文革”起来后，被造反派从家里抄走，“关”了10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又还给我，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稿子保存得完好无缺。时隔20余年，气候又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听说我手头有这样一部稿子，执意要看。看后非常感兴趣，认为像《大学时代》这样正面描写大学生生活的稿子不多，出版社有意出版这部作品。但是，由于当年我写该稿的时候，条件太差，连正经的稿纸都没有，好多用的是废旧图纸的背面，现在应该誊清一下，顺便也润色润色，于是，就把我招呼到北京来了。经过一段努力，我完成了任务，交了卷，随后被终审通过。
稿子改完了，我也该“打道回府”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当代》大型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找到了我。因为我是出版社的“常客”，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了。老朱手持一张《工人日报》对我说：这上边登了一篇通讯，是写富拉尔基一个大工厂近来的变化，其中重点写了工厂的新厂长敢想敢干的事迹，很有点意思；你是富拉尔基来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工厂发生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说我和宫本言认识得并不是很早，他上任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时方才见面。
当时，“四害”刚除，普天同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的职工也和全国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但是，由于“文革”带来的恶果太多太重，各项工作迟迟难以恢复，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纷纷寻找新出路。我当时正在这个工厂做技术员，也有些心动，工作已经20余年了，各个方面都不大理想，特别是人际关系不很顺达，入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前途一片渺茫。当年，我们这个号称“藏龙卧虎”的大厂，很快成为外单位“挖墙脚”的主要对象，技术骨干们纷纷“孔雀东南飞”。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调任号称“宫大胆”的宫本言来一重当厂长。
当时，宫本言在机械工业战线已经有些名气，正担任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厂长，素以敢想敢干著称。他本来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工人，工作后刻苦自学成为业务骨干，“文革”前就被选拔为副厂长，运动初期被打成“走资派”。他和造反派死顶硬撞对着干。因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作风清廉，造反派也奈何他不得，运动后期便把他“解放”了，让他主抓生产。
重新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干出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第一，他让那些被罢了官的当权派纷纷恢复了工作，放在生产关键部门，让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官们回到原来岗位干活去；第二，当年，技术人员多年不评职称，宫本言却一下子提升十几位技术骨干为工程师，其中还有几个出身“黑五类”的；第三，他居然在生产工人中搞起按劳分配——实行“定包奖”，捡起了被早已批臭的“物质刺激”。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寻常小事，可是，在“文革”期间，这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有人听到这些竟吓得伸出的舌头都收不回来了，他们对宫本言说：老宫，你吃了龙肉长了天胆了，竟敢跟上边对着干！可宫本言却说：让我出来工作，想把生产搞上去，我就得这么着，否则，我也没法干！
他这样干的效果还真灵，在那极端混乱的年代，齐齐哈尔机床一厂的生产居然搞上去了，在全国也是个奇迹，“宫大胆”从此声名远扬。过了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来，又把他给打下去了，说他是邓小平的忠实信徒。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被重新起用。不多久，这个工厂完全变了样……
所以上级决定派他到“老、大、难”的“一重”来当厂长。
初到工厂，他先沉到最基层搞调研，一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没露面，职工们都感到很奇怪。当他摸清情况后，便雷厉风行地大干起来，彻底换了一套工作方法。一年后，工厂大大地变了样。
他待人也不同于其他领导。对“孔雀东南飞”，他说：敞开大门，让大家飞吧！绝不为难谁。可是，对有些人的去留，他又在私下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留下，共同治理工厂。他让一位和我比较知近的同事给我传话：作家人才难得，我们这样的大工厂还养不起一个作家？请他留下来吧，有他写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乍听这话，觉得很新鲜，想不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能说出这样的话。
老朱听完我的话，说：好啊！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你来写一下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报告文学，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老朱说：你长篇小说都写了好几部了（其实仅仅两部），报告文学怎么不能写？何况又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没问题！他辞恳意切，把我打动了，于是，我对他说：那我就试试吧！他说：别试了，咱们就敲定了！
我离开工厂仅仅两个来月，回去后，感觉眼前一亮：厂内厂外，焕然一新。当一些朋友前来看望我、谈起工厂的现状时，无不眉开眼笑，对新厂长宫本言赞不绝口。有人说他，思想解放，敢作敢为；有人说他，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有人说他，深入群众，深入下层；有人说他，求真务实，不说空话；有人说他关心职工生活，心里想着群众……总之，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好厂长，因此，工厂大有希望了；人们和我讲起这些情况时，都能举出生动的事例。一下子，我的灵感来了，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创作关于宫本言的报告文学。
素材似乎不用着意去搜集，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刘明学同志。他在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比我年轻很多，却和我很谈得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也爱好文学，对我比较敬重；另一方面，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敏感，性格耿直，是非分明，因此宫本言同志对他比较信任，在下去调研时经常带他同行。他听说我要写宫本言的报告文学，非常赞成，主动向我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他还带着我和宫本言见面并交谈，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正式和宫本言接触。
我是在工厂的招待所一间客房和宫本言见面的。因为工厂职工宿舍比较紧张，新厂长的家眷没有接来，他只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初次见面，我们谁也不觉得生疏，竟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一下子便敞开了彼此的心扉，发出了心声。他的年龄比我大，级别比我高，好像没有构成我们推心置腹的障碍。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工厂近年巨变的报告文学时，他立即投了赞成票。并且说：这个变化值得一写，让人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工厂，对工作有好处。不过，你要写广大职工的精神风貌，不要只表扬某个人！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会掌握这个分寸的。最后，似在无意间，他又谈起我想“换一个地方干一干”的问题，他有深意地说：留在这里继续干吧！是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一重”的天地很大，需要你这样的人。他的话朴实、恳切。我笑着说：非常愿意追随着你干，好好摇旗呐喊。他说：不！应该是冲锋陷阵。话虽不多，我却感到很有分量。
稿子改完了，我也该“打道回府”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当代》大型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找到了我。因为我是出版社的“常客”，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了。老朱手持一张《工人日报》对我说：这上边登了一篇通讯，是写富拉尔基一个大工厂近来的变化，其中重点写了工厂的新厂长敢想敢干的事迹，很有点意思；你是富拉尔基来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工厂发生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说我和宫本言认识得并不是很早，他上任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时方才见面。
当时，“四害”刚除，普天同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的职工也和全国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但是，由于“文革”带来的恶果太多太重，各项工作迟迟难以恢复，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纷纷寻找新出路。我当时正在这个工厂做技术员，也有些心动，工作已经20余年了，各个方面都不大理想，特别是人际关系不很顺达，入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前途一片渺茫。当年，我们这个号称“藏龙卧虎”的大厂，很快成为外单位“挖墙脚”的主要对象，技术骨干们纷纷“孔雀东南飞”。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调任号称“宫大胆”的宫本言来一重当厂长。
当时，宫本言在机械工业战线已经有些名气，正担任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厂长，素以敢想敢干著称。他本来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工人，工作后刻苦自学成为业务骨干，“文革”前就被选拔为副厂长，运动初期被打成“走资派”。他和造反派死顶硬撞对着干。因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作风清廉，造反派也奈何他不得，运动后期便把他“解放”了，让他主抓生产。
重新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干出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第一，他让那些被罢了官的当权派纷纷恢复了工作，放在生产关键部门，让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官们回到原来岗位干活去；第二，当年，技术人员多年不评职称，宫本言却一下子提升十几位技术骨干为工程师，其中还有几个出身“黑五类”的；第三，他居然在生产工人中搞起按劳分配——实行“定包奖”，捡起了被早已批臭的“物质刺激”。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寻常小事，可是，在“文革”期间，这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有人听到这些竟吓得伸出的舌头都收不回来了，他们对宫本言说：老宫，你吃了龙肉长了天胆了，竟敢跟上边对着干！可宫本言却说：让我出来工作，想把生产搞上去，我就得这么着，否则，我也没法干！
他这样干的效果还真灵，在那极端混乱的年代，齐齐哈尔机床一厂的生产居然搞上去了，在全国也是个奇迹，“宫大胆”从此声名远扬。过了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来，又把他给打下去了，说他是邓小平的忠实信徒。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被重新起用。不多久，这个工厂完全变了样……
所以上级决定派他到“老、大、难”的“一重”来当厂长。
初到工厂，他先沉到最基层搞调研，一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没露面，职工们都感到很奇怪。当他摸清情况后，便雷厉风行地大干起来，彻底换了一套工作方法。一年后，工厂大大地变了样。
他待人也不同于其他领导。对“孔雀东南飞”，他说：敞开大门，让大家飞吧！绝不为难谁。可是，对有些人的去留，他又在私下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留下，共同治理工厂。他让一位和我比较知近的同事给我传话：作家人才难得，我们这样的大工厂还养不起一个作家？请他留下来吧，有他写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乍听这话，觉得很新鲜，想不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能说出这样的话。
老朱听完我的话，说：好啊！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你来写一下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报告文学，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老朱说：你长篇小说都写了好几部了（其实仅仅两部），报告文学怎么不能写？何况又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没问题！他辞恳意切，把我打动了，于是，我对他说：那我就试试吧！他说：别试了，咱们就敲定了！
我离开工厂仅仅两个来月，回去后，感觉眼前一亮：厂内厂外，焕然一新。当一些朋友前来看望我、谈起工厂的现状时，无不眉开眼笑，对新厂长宫本言赞不绝口。有人说他，思想解放，敢作敢为；有人说他，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有人说他，深入群众，深入下层；有人说他，求真务实，不说空话；有人说他关心职工生活，心里想着群众……总之，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好厂长，因此，工厂大有希望了；人们和我讲起这些情况时，都能举出生动的事例。一下子，我的灵感来了，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创作关于宫本言的报告文学。
素材似乎不用着意去搜集，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刘明学同志。他在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比我年轻很多，却和我很谈得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也爱好文学，对我比较敬重；另一方面，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敏感，性格耿直，是非分明，因此宫本言同志对他比较信任，在下去调研时经常带他同行。他听说我要写宫本言的报告文学，非常赞成，主动向我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他还带着我和宫本言见面并交谈，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正式和宫本言接触。
我是在工厂的招待所一间客房和宫本言见面的。因为工厂职工宿舍比较紧张，新厂长的家眷没有接来，他只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初次见面，我们谁也不觉得生疏，竟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一下子便敞开了彼此的心扉，发出了心声。他的年龄比我大，级别比我高，好像没有构成我们推心置腹的障碍。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工厂近年巨变的报告文学时，他立即投了赞成票。并且说：这个变化值得一写，让人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工厂，对工作有好处。不过，你要写广大职工的精神风貌，不要只表扬某个人！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会掌握这个分寸的。最后，似在无意间，他又谈起我想“换一个地方干一干”的问题，他有深意地说：留在这里继续干吧！是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一重”的天地很大，需要你这样的人。他的话朴实、恳切。我笑着说：非常愿意追随着你干，好好摇旗呐喊。他说：不！应该是冲锋陷阵。话虽不多，我却感到很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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